黄浦江的水，到了六月份就泛起一股子腥气，像是铁锈混着烂鱼虾的味道。我蹲在十六铺码头的麻袋堆后头，啃着半块硬得能硌掉牙的玉米饼，眼睛却死死盯着江面上那些飘着膏药旗的日本货轮。码头上往常这个时候早就闹哄哄地开工了，可今儿个，静得吓人，只有江水啪嗒啪嗒拍着石岸的声响-1。

为啥？就因为昨儿个报童扯着嗓子嚎的那件事——北洋那位袁大头，跟东洋人签了啥子“二十一条”，要把山东的地盘、铁路，差不多半个家当都拱手送人喽-4！工头老赵早上来转了一圈，嘴皮子动了动，没像往常那样挥着鞭子催工，反倒叹了口气，蹲在一边闷头抽旱烟。他儿子在青岛码头上干活，这条约一签，往后就得给日本人扛活了-1。空气里像是憋着一场雷雨，闷得人心口发慌。

这光景，就是我切身体会到的 大时代1915 。它不是什么书本上冷冰冰的年份，它是码头工友眼里熄灭的光，是老赵嘴里那口沉重的叹气，是手里这口咽不下去的、象征着贫穷和屈辱的干粮。国家蒙难，最先尝到苦味的，永远是咱这些在泥水里刨食的普通人-3。

正愣神呢，几个穿着学生装的青年，举着纸旗子，沿着江岸一路走了过来，边走边喊，声音带着年轻人的锐气，也有些许沙哑：“抵制日货！誓雪国耻！同胞们，不能再做麻木的顺民了！”-1 领头的那个，嗓门特别亮，我认得他，是附近学堂的先生，姓高。他看见我们这群呆坐着的苦力，径直走了过来。

“工友们！”他挥着手里油印的传单，语气急切，“国之将亡，匹夫有责啊！咱们的政府靠不住，咱自己得争口气！从今儿起，不卸日本船，不运日本货，成不成？”

人群里一阵骚动。不干活，一家老小吃啥？可干了这活，心里头那口气又实在顺不下去。老赵把烟杆在鞋底磕了磕，慢慢站起身，他嗓门不高，却像块石头砸进水里：“高先生，理儿是这么个理儿。可咱这百十斤力气，今天不卖给日本人，明天饿瘪了肚皮，还能卖给谁？这大时代1915的出路，到底在哪个方向嘛？”他这话，算是问出了我们所有人心里的迷茫。光知道疼，光知道喊，可这疼完了喊完了，路该怎么走？这比单纯的愤怒更折磨人-10。

高先生被问得一噎，脸涨红了。他满腹的救国道理，此刻在赤裸的生计面前，显得有些苍白。这时，人群外响起一个声音，带着点外乡口音，却沉稳有力：“这位大哥问得好。出路不在给谁卖力气，而在为谁争口气。”

我们循声望去，是个中年汉子，穿着半旧的长衫，头发有些乱，但眼睛亮得很。他不知在旁边听了多久。他走到老赵跟前，接着说：“你以为你扛的只是麻袋？你扛的是让这个国家直不起腰来的债！洋人、东洋人，他们如今不用枪炮，用借债就能掐着咱的脖子-1。政府拿你们的血汗税去还利息，转过头再把矿啊路啊押出去借新债。这死循环，靠换个皇帝、换个总统，破得了吗？”-1

这话像一道闪电，把我混沌的脑子劈开了一道缝。我以前只觉得累，觉得穷，觉得洋人可恨，却从没想过这穷和累，是被一根什么样的链条死死捆住的。老赵也愣住了，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。

那中年人看着我们，眼神扫过每一张沾满汗水和灰尘的脸：“光抵制，不够。光倒袁，怕也换不来真正的生机-1。咱们得想明白，咱要的，到底是一个什么人说了算的世道。是继续让少数‘老爷’决定多数人的命，还是让千万个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，真正能主宰自己的生活？这，才是这个大时代1915抛给每一个中国人的，最根本的问题-5-8。”

他说完，朝高先生点点头，又像来时一样，转身汇入了外滩熙攘的人流里，背影很快看不见了。后来我才听高先生激动地说，那人可能就是最近刚从日本回来、在上海筹办什么新杂志的陈独秀先生-10。他说的话，我当时不能全懂，但“普通人主宰生活”这几个字，像颗种子，掉进了我心里那块被苦水泡硬了的土地上。

那天，码头上最终还是没有开工。不是谁组织的，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蹲着、站着，望着那些日本货轮。一种新的、不同于以往单纯愤怒或绝望的情绪，在沉默中滋长。那是一种混杂了痛楚、困惑，却又隐隐生出一丝想要“弄个明白”的冲动。

夜幕降下来，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往回走，路过一家还没打烊的书报摊。昏黄的灯光下，摆着新出的《青年杂志》创刊号-5。我摸了摸口袋里仅有的几个铜板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买了下来。封面上那两个大字“青年”，在夜色里格外清晰。

我知道，啃明白这些字，比啃明白玉米饼更难。但我也模模糊糊地感到，或许答案，就藏在这些让人头疼的文字后面。黄浦江的腥风还在吹，可我心里头，那潭死水好像被搅动了一下。属于我的，属于无数普通中国人的觉醒，或许就从理解这个大时代1915的真正叩问，才刚刚开始。路还长，但总算，有人开始指着方向，问我们到底想去何方了。